谁能上名校？

文章发布于：2018-12-20 05:02:29

昨天，14所美国最顶尖大学的早申结果已经尘埃落定。到底谁能上名校？这无疑牵动着世界各地无数学子的心。美国名校的教育非常有价值，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事实。然而，在不公正的系统里，最优质的教育几乎已沦为一种私人消费品。在美国，顶级家庭扎堆顶级学校，在这些学校里，来自Top1%收入家庭孩子的数量甚至要超过家庭收入排名在60%之后孩子的总和。这些最优质的教育正在制造分裂和贫困。今天我们的推送节选自《大西洋月刊》刊发的文章《我们是美国的新贵族》。

谁能上名校？

文|马修·斯图尔特

翻译 | 张海云杨刁刁华思睿张拓木

校对 | 李雅坤 Xujun Eberlein

授权转载 | 译家YJ

我16岁的女儿坐在沙发上，对一个陌生人讲述她的梦想。我们来这里仅仅是因为她说：“我朋友们都在做这个。” 恍惚间我还以为不小心给她找了一个心理医生。

这位穿着精干休闲套装的职业女性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在这种人生阶段，焦虑是正常的。”她倒真的把自己当成心理咨询师了。她不知道其实让我焦虑的正是要不要为她提供的价值12000美元的“本科申请辅导服务基础包”买单这件事——这件原本应该减缓我的焦虑的事情让我愈加焦虑。

为了从这次“咨询试用包”挤出一点成果，我要求她给我们提供一些暑期活动的建议。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我们手里拿着一个给高中生举办的法国十日“文化之旅”。在大学申请业内，这算是一种“丰富人生的体验”。回家之后上网一查，这种“体验”的价格——10天11,000美元。

也就在那个时候，我听说了SAT大神的传说。

如果你碰巧穿过加利福尼亚海岸的黄褐色山谷，开车路过科技独角兽们喷洒的金灿灿的股票浇灌出的豪宅，你或许会看到他的身影。他高中同学在四十年后对他依旧记忆犹新，称他是一代传奇神童。当年他和他同样早熟的兄弟姐妹们在本地的电视台表演过异于常人的语言和音乐才能。

如今，他的客户供他满州飞来飞去，教十六岁的学生备考课程。想要雇他，两个小时的周末课程要出750美元加交通费（周一到周五便宜一点）。一些客户直接会订满每周一次一整年。

到这份上，我不得不觉得过去的日子还要容易些——想要上好大学，直接掏够钱就行。不过我又想到我祖父在耶鲁只撑了一年。当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常青藤会直接把你踹出门。现在学生要到了自暴自弃上新闻头条的地步，学校才可能开除你。

这之后我自然开始在心里演练给女儿的演讲稿。我想说，不上名校也完全可以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无论你做什么我都会很爱你。我们不是那种会在车后面贴一个校标贴纸来证明自己教子有方的俗人。而且你也不一定要去做投行或者大公司律师，对吧？但是我还是没有给她这一番说教——我太明白这样讲会被她划入“爹妈扯淡”的范围。

谁能上名校？

现在美国精英学生群体的肤色和性别都不再那么单一，但他们的经济躯干三十年来却愈发僵化。1985年，美国最难进的250所大学有54%的学生来自收入在全国75%以下的家庭；2010年入学的学生只有33%来自这个群体。根据一个2017年的研究，在38所精英大学（包含五所常青藤）中，来自收入前1%的家庭的学生比来自后60%的学生都多。

耶鲁大学前英文系教授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2014年在他的《优秀的绵羊》（ Excellent Sheep）一书中精准地总结道：“我们新的唯才社会种族多样、性别平等，却还是落入了世袭的俗套。”

富人们还可以借力各种为他们量身定制的扶持政策。正如丹尼尔·戈登（Daniel Golden）在《名校的代价》（The Price of Admission）里所说，传承录取（Legacy-Admissions）政策奖赏那些有先见之明的申请人，就因为他们选择了曾在本校就读的学生做他们的父母。

和流行看法大相径庭的是，总的来说，运动员录取政策也对富有家庭子女有利；家境优渥的学生会去参与私立学校和精英公立学校擅长的曲棍球、壁球、击剑等高成本运动。而且，至少在最有钱的0.1%中，爹妈直接捐钱给学校的老办法最近也有重演的趋势，譬如特朗普的女婿、哈佛毕业生——贾里德·库什纳。

贾里德·库什纳

有利于富人的扶持政策最主要的实现途径当然还是私立学校。全国只有2.2%的学生从非宗教性的私立高中毕业，然而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却占到哈佛学生的26%和普林斯顿学生的28%。另一类旨在实现学生群体多元化的扶持政策虽然用心良苦，在某种程度上却只能说是这个财富固化系统的一个延伸。它们的作用，至少部分作用是让富人心安理得地相信他们的大学是在择优录取的基础上对所有人开放。

然而顶级大学越来越低的录取率也减少了9.9%（在文中指中产阶级）的子女的机会。但是9.9%的孩子们，不必担心！我们为你们创办了更多的精英大学。在雄心勃勃的大学管理层和US News越来越长的排名榜推动下，现在有50所大学都和1980年我申请时候的普林斯顿一样难进。这些大学似乎觉得拒掉的学生越多，它们就愈特别。实际上，这只意味着它们在集体利用免税捐款来复制特权，而不是好好履行提高公众教育程度的责任。

唯一和拒收率升得一样快的就是大学惊人的学费。与全国收入中位数相比，顶级大学的学费从1963年到2013年间翻了三番。再加上这些本科申请咨询师、“SAT大神”、小提琴课、私立学校、花钱送娃去密克罗尼西亚拯救一个村子，那就更多了。

说句公道话，助学金帮许多家庭填了一部分坑，没让学费飙升得和标价一样快。然而问题依然是：为什么富人这么急于把自己买进顶级大学？

为什么富人急于

把自己买进顶级大学？

一句话：因为值。

在美国，大学毕业生在青年阶段的收入超过未受过大学教育的同龄人70％。教育回报率比1950年高出50％，远高于其他任何发达国家。在挪威和丹麦，大学教育回报超值率不到20％; 在日本，它不到30％; 在法国和德国，大约是40％。

这些还是在不考虑人们最在乎的所谓“好”学校与其它学校的差别之前算的。根据教育部的数据，从进校时间算起，十年后来自所有大学的收入最高的10%人群，其收入的中位数为68,000美元。然而如果只按十所最高收入大学统计，这个数字为22万美元——其中第一名，哈佛大学，为25万美元；下面30所大学为15.7万美元。（并不令人惊讶的是，前10名的平均录取率为9％，接下来的30名则为19％。）

在我们这个处处讲究名牌的社会里，在不算“好”学校的学校里获得优秀的教育是绝对可能的；但“差校”的教育真的可以很差。对投错胎的孩子来说，我们的社会提供了一种虚拟教育系统。有些地方看起来很像大学，却不是真的大学；许多人因此身负重债，那却是真的债务。这种“影子届”学生不但无法收获大学教育的超值回报，还深陷一种契约奴隶制。

那么，我们似乎都无限向往的这种“好教育”的超值回报到底是哪里来的？

哈佛大学

我们告诉自己，这些超值回报源于教育给我们的知识和技能；多喝两杯之后我们还会摸着良心说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天赐的好脑子应得的奖励。按照一些社会学家的婉转说法，我们是一种“智识精英”。

这些说法背后是我们的唯才体系的奠基神话。我们告诉自己，无论如何这些越来越高的教育回报是因为现代经济体中优秀人才的价值越来越高。就是说，不但最优秀的人总会出人头地，而且我们所获得的报酬和我们的才能是成正比的。

但事实是，揣着文凭的人比别人多赚这么多钱，并不代表他们工作能力更强，而主要是因为他们得以从事不同的职业。比如，大半藤校毕业生基本会直接进入只给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机会的四大行业：金融，咨询，医药，或法律。

简而言之，这个世界上其实只有两种行业：一种行业的从业者有集体定薪的能力，另一种只能单打独斗。进入第一个圈子当然更好。不出意料的，进入第一个圈子里的多是大学毕业生。

为什么人人都想从事

医药、法律、金融和信息产业？

为什么美国的医生能比其他富裕国家的医生多赚一倍的钱？这并不代表他们治病救人的能力是其他国家的两倍——美国在英联邦基金会为各高收入国家医疗系统的排名中五年蝉联倒数第一。美国经济和政策研究中心的高级经济学家迪安·贝克给出了一个更好的解释：“像我这样的经济学家——无论政治倾向偏左还是偏右——怎么看美国医疗体系怎么像一个垄断联盟。”通过控制医学院录取数量、驻院实习机会、给外来医生的执照、给执业护士安排的角色，医生组织可以有效地减低其成员面临的竞争——这方面它们确实做得非常到家。

律师（至少是他们中的精英部分）似乎也学会了玩一模一样的游戏。即使在所谓的法学院泡沫破灭之后，美国的律师在国际薪金排名榜上仍高居首位；平均而言比他们头顶假发的英国同僚收入高出一倍。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托德·亨德森在2016年为福布斯撰稿时直白地说：“美国律师协会经营的就是一个国家批准的垄断联盟。”

类似的职业许可证颁发系统也为各种其他行业起到庇护作用。政策研究人员布林克·林赛和史蒂文·泰莱斯在《占领经济》（The Captured Economy）一书中详细地介绍了种种机制。例如，牙医行业设置了一个玻璃天花板，让洗牙师在有医生监管下才能完成一些工作，从而保证了他们的老板能留在9.9%阶层。版权和专利法在高度依赖教育培训的医药、软件和娱乐行业内起到了抬高利润和薪水的作用。然而和最强势的两大行业金融与科技相比，这些手法都不过是小打小闹。

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再相信科技行业的斗战胜佛们一路创新、打破平庸现状、大闹天宫的神话。现实是我们所熟知的五大科技公司市值加起来有3.5兆美元，占据纳斯达克市值的四成以上。科技行业余下的部分（多为虚拟实体）基本都耐心地等着被这些巨头吃掉。

面对现实吧：这是印着卡通笑脸的“大富翁”游戏币。我们的社会很久以前就弄明白了如何应对那些想靠石油之类粘性物质控制市场的公司，却没有想出如何处理信息市场中通过人脉和规模效应产生的垄断。在此这前，这些超额利润永远都只会落到能够接近信息蜜罐的那些人腰包里，而那些人不用说都是人才。

当今贤能阶层负责分甜头的大哥大当然是金融产业。美国人现在GDP中每12美元就有一美元上交给了金融产业；而50年代银行家每40美元抽1美元就很满足了。这个游戏当然比赤手空拳抓钱要复杂，但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将其本质暴露无遗。承担风险的是公众，上赌桌的是金融家；赢了他们赚，输了我们买单。我们现有的金融系统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这几十年来，它更是已经被有权有势的银行家们设计成了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后代赚钱的机器。

不能参与这个游戏的都有谁呢？汽车工人，护工，售货员，家具工人，食品工人。美国制造业和服务业工人的收入一直在国际排名中段徘徊。美国的高收入神话到那些不需要大学本科教育的工种这里就止步了。

你看，当受过高等教育、拿到一流学校文凭的人才聚到一起来推进他们的集体利益时，那叫做保证服务质量、建立良好工作条件、让才华得到回报。这是为什么我们都喜欢靠“协会”和其他穿着时髦白鞋的职业人士同行一起搞这些事。当工人阶层通过“工会”来做同样的事情时，则叫做违反神圣的自由市场原则，又流氓又落后。想象一下工人们雇咨询师和由其它公司的同道组成的“薪酬委员会”来决定自己应该挣多少钱。结果会如何我们都很清楚；现在的CEO就是这么干的。

工会参与度的下跌和教育超值回报的高涨发生在同一段时间；这并非巧合。1954年，所有工人中有28％是工会成员，但到了2017年，这一数字降至11％。

在不公正的系统里，

教育已经沦为一种私人消费品

教育这件事情本身，而非学位，总是有益的。真正的教育可以启迪思想，提高公民素质。追求教育应当是为了社会的福祉。

然而，在我们不公正的系统里，教育已经沦为一种私人消费品，其价值全靠毕业生工资的增长额才能证明。它没有团结我们、丰富我们，却在制造分裂和贫困。换句话说，我们提供公平教育机会的理想在盖茨比曲线的潮汐力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代际收入弹性指数是追踪日益增长的大学教育超额回报的最精确的指标。在各个国家，这个指标都显示了同一种相关性：大学教育的超额回报越高，社会流动性就越低。

正在我为女儿的大学入学申请绞尽脑汁时（入学咨询师还是算了，SAT大师什么的想都不用想），我明白了为什么这种关于人才的错觉如此坚不可摧。如果我——不对，如果她——能完成这一切，这不就证明我们获得的一切都是应得的吗？如果可以借力系统的游戏规则，那么我们玩这个游戏的能力不就是能力的证明吗？

所以完全可以把SAT换成跑到公海上打沙狐球，或者随便什么。谁能怀疑我们打不赢呢？我们能多快说服自己只要沙狐球打得好，接下来的所有财富都是自然而应得的呢？我们能多快的完善培训沙狐球天才的艺术呢？谁会在乎我们的大船在往哪个方向开呢？

就算我们中的一些人抬头看到了远处的冰山。我们就会因此不再全力以赴培养“最优秀的儿女”吗？严峻的事实是，只要是在做好父母和好公民之间存在冲突，我们顶多只会多带几把小提琴上船。

The Atlantic June 2018 cover story: "The 9.9 Percent Is the New American Aristocracy" by Matthew Stewart（原文链接：https://theatln.tc/2GmRqEw）